在日前进行的广东省政协分组讨论中，省政协委员、广州大学教授杨木壮建议高考将375分设为“最低录取线”，低于375分不录取。网友对此赞弹不一。（1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对于为何要为高考设“最低录取线”，杨木壮给出了几点理由，包括低分考生不适合读书，不是说素质低，而是更适合干其他工作；低分考生往往只能上质量不怎么高收费却高的学校，给家庭造成太大负担；低分考生大学毕业后，往往没有技能，难以应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很多这种情况的学生容易“眼高手低”，从农村跑到城市，不利于社会稳定。

平心而论，尽管不知道这个375分是如何推导出来的，但除了最后一个“理由”我不敢苟同外，其余几点倒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问题是，这种观点仅仅考虑了学生上大学背后的智力因素、经济条件、就业现状，却唯独忽略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即上大学首先是一个人的权利问题。试问：倘使有人成绩不佳，但钦慕大学的文化气氛，同时其家里又不差钱，愿意掏比公费生更多的钱送孩子上学，我们有什么权力将其拒于象牙塔门外？

至于说，同组委员林伦伦的那番“期望值论”——现在很多农村孩子到广州来“混”一两年就不肯再回去。而如果他在当地读职业教育大专、中专，在县和镇上工作，期望就不那么高——我觉得更是荒诞透顶。农村孩子之所以向往广州等大城市，并非因为见了“世面”期望值被抬高，而在于繁华的广州与其贫瘠的家乡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即便他们从没到过广州、霉见过“世面”，也完全可能通过网络感受到这种差距。这时候，就算他们在当地读了技校，毕业后也可能选择“广漂”，而非“在县和镇上工作”。

因此，相比无谓地讨论是否每个人都适合读大学，个人以为，更有价值的议题或许是，怎样更均衡地分配我们的教育资源，使大学的录取更公平？毕竟，对于某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村娃来说，成绩差并非因为他们“不适合读书”，而是从小接受的教育质量实在太差，一些地方甚至都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下，你让他们与省城超级中学的同龄人同场竞技，未免有失公允。

另外，省际间过于悬殊的录取分数也让375分失去了作为标准的存在价值。以2012年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为例，总分与广东一样的北京市，其一本录取分数线仅为495分，不到后者的二本标准，甚至还低于有些考试大省的三本线。这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拿375分的标准去要求北京户籍的学生，还是河南、山东的农村娃呢？

事实上，无论是“最低录取线”还是“不适合说”、“期望值论”，体现的都是一种功利的教育观，但诚如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所言，教育的目的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要是我们能从这层意义上看待问题，那么谁都应该接受高等教育，哪怕毕业后他只是想做一名体制内的环卫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