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官员们从17日开始接受电视问政的“年终考”。

今年的两场电视问政，火药味都不如往年，有人说问政“多了建设性”。

我不认为火药味浓就一定好，精心的节目化运作一样可以制造火药味，但议题设置就容易服务于节目需要，收视率上去了，核心问题不一定暴露出来。“建设性”是不是就一定好？也未必。问政不是政策咨询或者献计献策活动，它是决策得失的盘点和拷问，各种细枝末节马上放大，官员稍有怠惰，可能就要如坐针毡。

电视问政的形式刚推出时，社会反响强烈，火药味是一大看点。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却不是火药味，而是官员被紧紧逼问，答不上来可能意味着工作有差漏，对着摄像机要马上给出承诺，解决问题需要多少时间，还可以“讨价还价”。不讨论这些官员是否慵懒散，至少，从电视问政中可以逼出他们的行事潜力。这已不简单是监督，可以说市民第一次推动了某些部门的决策议程，这种参与所形成的切实推动力不可小视。

现在问政的火药味没以前浓，也许是“多了建设性”，也许还不是。前些年，官员“上镜”接受盘问还不习惯，问不出话来了就只能看着天花板，解决一个问题，从承诺几个月的时间直到缩减成一天两天，这就是情急之下逼出来的效果。随着“上镜”次数多了些，掌握媒体语言熟练了，可能都会对答如流。对答如流意味着工作做得到位，但也不能排除有更高明推诿的可能。譬如，以前还没来得及应答就窘迫了，只能硬着头皮表态啃硬骨头；一旦媒体面前应付自如了，首先就会描述一下硬骨头是什么模样，难处先讲明白，大家也情愿表示谅解，愿意多给点时间。

电视问政的效果就在于画面感、情境感，官员、市民的互动在一定的场合下全方位展开，有语言的互动，更有情绪的互动。这种互动是有感染力的，相互之间不是从纸面上推断、猜想对方的利益和难处，同情着理解着，或者愤怒着叫板着，一方面官员在试探着市民承受问题、等待时间的底线，另一方面市民也在敦促与激发着官员、政府部门做事的潜力。

现代政府建构于科层体制，决策、执行有一套固定流程，程序化保证了一定的效率，却也可能导致死板、僵硬，人们急切关心的问题需要层层反映，要耐心等待回复与解决的时间。这种运行模式带来了官僚习气，某种程度上，现代政府都难以摆脱这种习气。新的推动力在哪里呢？就在外界，在公众身上。政治服务于公众利益，公众是直接利益相关者，有些问题官员不急百姓急，解决的办法就是百姓推着官员走，单纯指望政府按部就班地走，可能无法避免惰性的产生。

电视问政的最大意义，就在于逼问出了政治潜力。潜力来自压力，我们讲压力，曾经总想着是上级部门，其实压力同样可以来自民众，就看民众有没有施压的渠道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