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24日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意味着暂停的国内核电建设将正式重启。

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前，我国核电建设发展一度增速，据《经济日报》报道，2009年我国已成为世界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如今，核电规划要对这种超常态势进行纠偏，基本原则正是稳妥恢复、科学布局、提升门槛。

核电安全问题异常重大，但不能说以前就忽略了此问题。一直以来，国家对核电业就是采取“有限发展”的方针。只是，随着能源危机问题的加剧，发掘、推动清洁能源成为新的能源目标，以及各地呼吁发展核电的声音高涨，核电建设的政策开始逐渐放宽。如今，宽松的政策再次收紧。历史地看，我国核电政策在宽、紧之间徘徊，既不是一路跃进，也非长期谨慎。

不止是中国，世界各国核建设也都是曲折中前进，有时迅速，有时迟缓甚至停滞。人们惧怕核事故的惊人危害力，却也渴求核电的巨大能量；人们不断更新换代核技术，却对哪怕是极低的事故概率忧心忡忡。曲折前进的核事业，正体现了人们对能源发展与能源代价的复杂权衡。这种权衡因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政策目标、民意等等所影响，但很难说哪种是决定因素。

这次核电规划说，三年内不安排内陆核项目。不安排内陆核项目，那沿海是否就最合适？以沿海人口密度、经济聚合度来衡量，再考虑到核危害的转移及其周边关系，代价也不低。内陆或者沿海的布局，只是体现对风险代价的不同选择，而非真正杜绝代价。正如是否要以核电取代火电、水电，以及快速还是稳妥的发展核电，都只体现出对环保、生态、核事故、社会影响的不停取舍，反复取舍，但唯一不能取舍的是能源本身。根本上，能源是现代性社会的特殊问题。

2010年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消息说，我国在建核电项目20多个，占世界在建规模的40%，也就是在建规模世界第一。但是，真正建成与正式投入使用的只是秦山、大亚湾等几个。而据2012年的数据，我国核电发电量只占总发电量的百分之一点几。我们多大程度上享受了核电的好处呢？公众也会有自己的权衡，民意对发展核电的抗拒，来自对危害的不可预知，以及实际核能福利没有体现。

核电能源巨大，也足够清洁，但核事故一旦出现就是爆发式的。传统能源则面临着环保问题，这些环保问题是持续而累积的，在量化累积的意义上，又未必是相对较弱的问题。除了核电，我们在其他项目上也面临着同类的问题。各种项目都是为了发展，专家总在为民众答疑解惑，但各项目潜在的代价却始终埋伏于民众心中，这种焦虑没办法通过科学知识排遣。也就说，我们还停留在一个专家治国的思维中，并没认清现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

今天，我们已经被能源捆绑，只是在权衡能源发展的代价，试图做出最优化的取舍，取舍因时因地而异，这表明能源、社会之间始终存在复杂与紧张的关系，也是现代性问题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