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故事总能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症；透析仅半年后，平素以拉摩的为生的廖某已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为了“救媳妇”，廖某找人私刻了医院公章，使妻子能免费透析；4年间，廖某以此方式骗取治疗费17万余元。日前，廖某因诈骗罪受审，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廖某承认了错误，并愿意卖房退赔治疗费。对此案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7月12日《京华时报》）

生活无忧的人，大概很难设想廖某的境遇意味着什么，以及面对病痛折磨中的发妻，“无能为力”会给一位丈夫带来何种责任感上的重压。在评价这位面临刑责的丈夫之前，我们不妨问一问自己，如果是我，该怎么办？多数人的答案想必都是一样：希望妻子能够得到充分治疗。但如果得不到充分治疗则又如何？至少，也要想方设法得到与他人等度的治疗机会吧。不过，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多数人的生活之中，也没有人会愿意身处廖某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廖某的行为违背了法律，但在道义层面上，他有理由得到适当的理解和宽容。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廖某虽然收入有限却不愿抛弃妻子，他这种不得已的无奈选择多少也是人性光芒的另一种体现。

对一种行为的评价，在事实判断之外，更重要的是作出价值判断。所谓价值判断，就是分辨某种行为的是非，再进行选择。从道德抉择的层面上讲，价值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人们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形成一致的价值标准。不过，可以采取一种比较简化的方式进行分析。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有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自己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不要强加在他人身上”，这一原则无疑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共识。因此，从这个共识出发，我们不难在道义层面上对廖某的遭遇施以同情。

但事情毕竟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做个了结。回到法庭上的话，法官又该如何宣判呢？可以看一些类似的案例。

1935年，纽约的一个老太太因偷窃面包受审，在庭审中她说，需要面包来喂养几个饥饿的孙子，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法官裁定，为秉公执法，将作出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这位穷苦老太太没有能力缴纳10美元的罚金，因此她愿意选择拘役。旁听的纽约市长拿出了10美元，然后对旁听席上的人说，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支付的代价，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法庭上一片肃静，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法官也拿出了50美分。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2008年的郑州，一位女子在一家超市偷窃了200元左右的食品，目的是希望儿子能吃好点；她对此表现出了无尽的羞愧，警察最终没有对她进行处罚。

当然，任何人都应该尊重法院独立判案的权力。面对廖某的案例，我们可以静静等待法官在法律条文与人情伦理之间作出裁决，但也不难想见，法官将面临怎样的纠结。话说回来，在这一案例中，法律层面上的事实及其处置措施是清楚的。如果要对廖某的行为做出一个判断的话，那就是：于法，廖某是有罪的，于情，廖某其情可悯。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道义命题：每个人都应当有免于饥饿的权利。他在全景式地考察了人类的大饥荒之后，痛定思痛地提出了这一观点。若将这一命题扩展开来，在政策层面上，若还有一个人处于饥饿状态，就应该马上对他提供救助，因为从人道最高的价值来看，若有一个人处于饥饿状态而得不到救助，社会就有共同责任。通过廖某的案例，我们有必要反思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亟待改进的地方；同时，也希望社会慈善救助体系能够及时介入，对当事人一家给予必要的帮助。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