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认同，社会有焦虑。焦虑怎么来的呢？在一般人那里，现象产生问题，问题滋生疑惑。如果这个环节，有人出来给他们一个让人信服、可以期待的说法，再严重的问题也有解决的盼头，再大的疑惑也不会纠结于人心。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个环节容易背离人心的期盼，致使焦虑趁机而入。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騋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谁都看得出来，提案的关键词是“禁止公款消费”，茅台只是一个标志物；而提案表达的民意，是不满且担忧于脱缰野马式的公款消费。对这样一个提案，似可有两种回应：一是就茅台说茅台，发一个单项禁令了事；二是举一反三，由茅台说开去，全面立法治理公款吃喝。遗憾的是，我们偏偏听到了另外的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认为，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既是“政府采购”，又不“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系”，难不成是为了收藏升值，然后回报纳税人？栗代表还有一个说法，“不上茅台上拉菲更贵”，“上一碗鲍鱼、鱼翅多少钱？”言下之意，公款喝茅台算什么，没消费价位更高的进口拉菲、鱼翅鲍鱼已经是嘴下留情了。显然，这样的解释与民意不在一个参照系。

中国有多少“裸官”？主管部门的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还难以拿出统计数据。这样说也就罢了，今天拿不出数据，以后还可以补上；问题在于，这位官员对“裸官”竟有如此一番定性的解释——对于高官把子女送出国的现象，她个人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官员和公民是一样的，并不是说官员就有什么权利。

这样一来，“裸官”问题就转成了公民权利的讨论，群众关注“裸官”也就意味着是犯“葡萄酸”的红眼病。按其逻辑，中国人出国定居，自由迁徙，求学兴业，投资办厂，恰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体现。而且，官员去得，百姓一点也不差这个权利。然而，是个中国人都知道，关注“裸官”不是关注大家是否同样拥有这个权利，而是实现这一权利所需条件的合法性；也不需要教导百姓如何弄懂“裸官”不等于贪官，但你必须向社会大众讲清楚，“裸官”的每一笔经济来源，都有据可查，干净合法。试问，为落实这个“查”字，我们到底有多少见效的制度设计？

“两会”是共商国是之所，也是意见纷呈之地。我们尊重每一位代表、委员表达的权利，但不能不在乎每一种表达所反映的思维逻辑、价值取向与情感立场。针对社会的每一个问题、质疑与焦虑，代表、委员、发言人都应想清楚了再说，切勿天马行空，言不及义，经不住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