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环境科学与城市发展建设密不可分。城市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在中国城市非常规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规划的落地经常“快速硬着陆”，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方案也往往在过程中受到层层阻碍，要么因资金建设缺口，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偷工减料，要么因为开发博弈，使得建设意图被随意更改，要么因为想增加土地收益，擅自侵害公众利益，一个规划设计方案想要付诸实施，多半是以打折为代价。而在各种实践中，城市规划工作者作为蓝图的捍卫者，也希望采取多种手段赢得主动——比如某些城市绿色廊道，本来20米已足够，我们会控制为30米——这就是为了应对必然到来的“被迫打折”，是应对技巧，更是迫于无奈。此为其三。

正因为上述三点原因，我们自己的城市专家、城市建设管理者和城市拥有者三个群体，尴尬地站在了三个孤立的角落，彼此毫无关联。这才导致了吴先生“台上领奖风光，台下形单影只”的客观现实。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从有机论的观点认知，其成长也如同生物般，带有一定的自我完善属性，这种属性本质上依附于其使用者——人类本身，只有人类建设行为的长期正向回馈，才能将城市建设拉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因此，我们每个人作为城市的主人，应把公众参与作为切身投入城市建设的最重要利器。这是一个连续的双向交换意见的过程，它增进公众对政府机构、集体单位等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做法与过程的了解；积极征求全体有关公民对各类建设行为的意见和感觉，有效推动了城市建设与市民认知的高度互动。目前中国此类制度已经陆续出台，但还不够完善，所能发出的声音还很微小。欧美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工作，则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多年的总结、反思和探索，到今天已形成了一套长效健全的制度，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欧美城市的可持续更新。

一个人难以改变世界，但一个健全的制度却可以，中国城市的发展需要唤起公众的力量，尽快建立起具有行之实效的公众参与制度，让民众和吴先生等专家学者一起投入到城市建设的监督和实践中，让城市发展少一分浮躁，多一份精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人居环境理论的精髓深入运用于实践。

梁思成先生等先辈落下的遗憾，不能周而复始地无奈复制，世间变化，旧病难医，留给中国城市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者系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城市中国》杂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