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取消临聘人员的执法权充满政策善意，但是行政执法工作千头万绪，更多的行政强制行为靠地方行政机关与基层执法部门去完成。如果行政机关与执法者对行政强制行为自由裁量权过大，如果有人头脑中的权力意志作祟，他们仍可能滥设行政强制，继续让临聘人员冲锋陷阵，充当法律炮灰。尽管被行政强制者有权提出意见和建议，行政机关有义务以适当方式反馈。但是如果没有配套的问责处罚措施跟进，行政机关会不会认真反馈意见，会不会诚心纠错，还要打一个问号。如果不理清这些问题，违法行政难以避免。

在现实执法生态中，领导的话往往比法律法规更管用。坊间流传这样的顺口溜：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批条）、白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就是官本位盛行，权力高于法律、文件的现实缩影。

因此，从程序上规范行政强制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大于法，保证行政强制实体正义。要推进依法行政，不仅要给行政强制立规矩，规定临聘人员不能执法，而且要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并以详尽的配套措施为这部法律保驾护航，从根本上改变权力高于正义、高于法律的问题。

在这方面，公共行政管理专家丁煌的建议值得听取：“改变单纯向上负责的行政工作模式，绩效评估主体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如果民众对领导干部拥有监督权、评价权，且评价意见影响到领导干部绩效评价。滥设行政强制，滥用临时工执法，滥用临时工当替罪羊的官老爷们会有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