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我们应该给大学更多的自主办学空间，但很显然，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大学来自权力的干扰太多，来自公众的有效监督则太少。理论上说，由于效率和现实性问题，对于大学这样的公共利益机构，纳税人由于不可能直接管理，必须进行一定的授权和让渡。但是，在眼下“公器”屡屡被“私用”的语境下，公众这种警觉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公权寻租越来越常见和理直气壮，当“红头文件”在一些地方变得太不严肃，当“萝卜招聘”层出不穷……便不能怪公众喜欢习惯性质疑、习惯性误读，实在是因为一些公共利益部门屡屡辜负公众的信任和委托，导致公众频频被“误伤”。

在这种不信任氛围中，高校也并非全然受害者。从不分顽劣争夺明星学生、明星客座教授，到一掷万金办奢华校庆，从不绝于耳的高校腐败案，到令人大跌眼镜的教授抄袭和“潜规则”事件……莫不暴露出一些大学肤浅、媚俗、媚权、急功近利的时代病；莫不佐证了公众的疑虑：现在一些大学，确实呈现出“行为能力缺失”的病征。既然如此，纳税人行使更多“监护人”的职责，便是一种必需的纠错机制。

“三代无大学生”的规定到底雷不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其背后暴露的高校与公众的思维差异，更值得咂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