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起类似事件中，看客如进入癌症病房探访的亲友，手里捧满鲜花，话里充满安慰，一腔子的潜台词只在转身后的一声叹息里。庆幸转瞬间就压倒了同情：好在躺在病床上的不是我。同时，依然不忘逞智评论几句：生活没规律是要得病的。然而，生活终会带我们到一个境况，让人们惊醒自问：为什么那个人不会是我？这时候，中产才有可能从关心自己的利益出发，介入对别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与其说这是道德的觉醒，不如说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脆弱本质。在惨烈的遭遇战中，原本信奉个人至上的中产独行蟹们终于开始联合，而出于内心的联合才有韧性，他们才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不只是国家机关眼中的一列个人所得税征缴数字。

中产的符号意义之外，外界同样关注“蟹爸”救妻的爱情故事。说到底，人们必须学习着去相信，“蟹妈”“蟹爸”并非不幸。当冲击来临，他们却面临一个机会，以一场显性的危机来度过自己潜在的中年精神危机，促使他们不计结果地拥抱爱、正义与美善，摆脱中产惯性生活轨道的下一站：成为龌龊中年男与麻木中年妇的可能，这也许正是那些中产围观者们内心深度羡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