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提出要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

纵观形形色色的突发事件，可以发现，只要是做到及时公开、全面公开的，基本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都推动了事件的合理化解决;相反，犹抱琵琶半遮面，公开时羞羞答答，始终不肯见人的，事件走向总是枝叶横生，问题百出。

这在近期两起突发事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拿故宫国宝损坏来说，这一事件的关键不仅在于国宝损坏，更在于损坏之后，故宫方面迟迟不报。正是因为公开的严重不足，导致故宫多故事，引起社会舆论强烈质疑。再看“7·23”动车追尾事故，事故的惨烈，叠加上事故公开存在的诸多不如人意，导致公众“质疑追尾”，相关方面疲于“否认”。仅就事故本身而言，并不能说是极致。想想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两起灾难激发的民族凝聚力，再看看动车追尾事故的舆论口水，两者的差距，不仅仅因为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公开的程度和力度不同。

在公民意识普遍高涨的今天，人们对于突发事件有着普遍的参与感。而参与的前提是知情，这是公开的必要性所在。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常常是多种原因的结合，无论是“天地人”哪一种，都需要把真实情况告知公众。即使一些突发性事件确实因为不可抗力，而且相关方面处置也并无太大不当，但不公开，公众耳目闭塞，就容易导致混乱消息流传。相反，即使存有一些过失，只要真正做到了坦诚坦荡，那也会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集中民智民力，推动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诸多事实都已经证明，一些突发事件，正是由于公开到位，才有了良性进展。

具体分析，一些机关机构，在突发事件公开上不尽如人意，有的是因为工作存在严重不足，故意隐瞒；有的则是认识不到位，没有公开的习惯。不能因为保护一些部门一些个人的私利，也不能因为一些部门一些人的认识不到位，而拒绝公众知情，影响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这也正是推行突发事件公开制度化的迫切性所在。

重大突发事件只有公开才有公信。在这方面，无论正反我们都有过太多的经验和教训。现在需要的是，把公开常识化、制度化，保障公众知情权，以此取信于民，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