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强奸之后杀死两人，是谁发给了李昌奎的免死牌》的网帖，又是一场司法与网络民意的碰撞。云南昭通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幼童，或许可以在现有司法内保住性命，现在网络掀起的民意却可能将其推向死刑立即执行。

死刑，向来是一国法治文明的考量标本，也是引人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我国，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简称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简称死缓），二者对被告人虽有天壤之别，但在司法裁判者那里界限含混。法官手中的笔是向左还是向右，真有生死判官的意味。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些恶性较大的犯罪分子究竟适用死刑还是死缓，很容易引发民众的争论和不满。

单以犯罪情节和后果而论，对身负两命的李昌奎判决死刑并无不妥。云南省高院终审改判为死缓，也契合了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与最高司法机关限制适用死刑的指示精神相吻合。从刑罚适用来讲，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及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等，也可构成改判的考量事由。

但是，民意不答应。

同样凶残的犯罪手段，同样恶劣的犯罪情节，同样严重的犯罪后果，也同样具有自首情节，缘何西安的药家鑫判了死刑，而李昌奎判了死缓？从一开始，李昌奎案就被舆论贴上了云南“药家鑫案”的标签，在简单比较之下，网民旋即提出了不公正的质疑。

说实话，我不赞同这样的简单类比。许多案件公开的面貌可能相似，但实际情况往往千差万别。到目前为止，一切指责法院改判的观点，都援引网帖中的所谓“事实”，而对云南高院改判的具体缘由并不清楚。如此偏听一方之言，难免有失公允。原本网络所呈现出来的“民意”十分繁杂，类似于广场传播效应，网络舆情的营造很容易犯“以讹传讹”的冲动性错误，在未经甄别的情况下选择“与弱者站在一起”。一旦这种网络盲动影响司法的最终决策，很容易损害司法的理性与公正。

这当然不是在为司法辩护，更不是为李昌奎辩护。如果云南高院不能拿出更加具体且合理的改判理由，人们对改判死缓当然拥有怀疑的权利。我们强调司法在具体案件裁判上拥有独立主见，并不意味着只停留在关门办案、自言自语的浅表层面，而必须学会努力向公众解释清楚司法裁判的合理性，展现司法裁判的内在逻辑。

问题恰恰在于，法律上关于“自首与减刑”及“死刑与死缓”的差别没有清晰明确界定，相反却赋予司法机关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自首能否必然减刑，对于哪些情况能判死缓，个中分寸全由法官拿捏。这种法律界限的模糊，使得法官对某个被告人判决死刑或判决死缓都能说得通。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便引入公众的感受作为判断的重要标准，这正是一些死刑案件受到舆论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来，在立法上进一步明晰死刑与死缓的适用界限，是避免司法再陷舆论漩涡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