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孤儿福利机构并不一定必须是官办的，民间公益组织同样可以承担这方面的责任。但问题是，囿于现行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这样的民间公益机构实际上很难获得合法身份

日前，山东聊城警方侦破的两起重大贩婴团伙案相继审理完毕。涉案人员受到惩处。然而，被解救出来的29名婴儿，却因为无法找到亲生父母，仍旧只能继续寄养在买主家里，等待未知的命运。

这一打拐结局，实际上意味着，29名被打拐解救的婴儿，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解救”，他们被拐卖的境遇，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而对于哪些买主来说，更不啻是对其参与拐卖收购孩子行为的一种变相默认。诚如当地法律人士指出的，“很可能会造成‘收买孩子不会受处罚’的错觉，鼓励这种行为的发生”。

但是，如果因此便简单指责“被拐婴儿送回买家”的做法，显然又有失厚道和公道。一方面，这些孩子面临的“回家难”，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警方无力改变的现实——许多孩子的被拐卖原本源自亲生父母的“自生自卖”，几乎不可能再找到亲生父母；同时，民政机构也确实没有能力收养这样孩子。另一方面，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送回买家”虽然在道理上显得荒谬，却几乎是唯一最可行的解决办法。正像警方所说的，“购买孩子的家庭，一般都会真心对待孩子。相比福利院等民政救济机构，这些家庭的环境更适合孩子的成长”。

一个无论在道德伦理还是法律规则上均显荒谬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了可行的做法。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不怀疑上述基本道理伦理和法律规则本身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只能是我们的社会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

比如，孤儿收养管理方面的问题。为什么政府福利机构不能成为孤儿“更适合成长”的地方？这显然与我国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能力、素质、方式存在密切关系。其实，孤儿福利机构并不一定必须是官办的，民间公益组织同样可以承担这方面的责任。但问题是，囿于现行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这样的民间公益机构实际上很难获得合法身份。今年初，便有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曾经作为流浪儿童的29岁四川男子姜林，在重庆筹资成立了一家民间孤儿院，专门收留流浪乞讨的儿童，但该孤儿院最终却因“未经审批不合法”被无奈解散。

而从“适合孩子成长”的角度看，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孤儿院”其实都不是孤儿成长的最好地方，而最好的地方只能是“家庭”。但同样麻烦的是，目前我国《收养法》所确立的孤儿家庭收养条件、程序都存在许多不足。如收养条件过于狭窄严苛，必须同时满足“无子女、年满35周岁”等诸多条件才能拥有收养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