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国际家庭日”的到来，再次推动了垃圾分类活动。据悉，作为今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该市“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活动当天在杨浦区新江湾城启动。而在此前，北京与杭州等城市的垃圾试点行动也曾陆续开展。

其实，垃圾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能将其分类投放，可以极大地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但应当看到的是，垃圾管理并非狭隘的垃圾处理，而是涉及法律、产业政策、生产与消费者责任等的系统工程。虽然垃圾分类是公认的大势所趋，但真正在我国落实，还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随着我国城市的扩容，居民每日产生的垃圾量也在惊人地增长。据报道，上海市每3天生活垃圾可填满一座足球场，每16天的垃圾产量可以堆出一座金茂大厦。而在北京，若将每天所需的垃圾运输车头尾相连，则能够绕三环一周。在国际上，通常把2/3的资金用在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等管理环节，只有1/3的资金用于垃圾处理上；而我国目前却有90%以上的资金都用在收运和处理垃圾上。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容、居住区的延伸，垃圾焚烧厂、填埋场地点选择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不分类的垃圾又影响了对其循环利用。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虽然我国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废弃塑料回收处理技术，然而由于环卫部门分拣不彻底、居民垃圾混合投放等原因，再生处理企业所能得到的原料因杂质太多而无法利用。因此，有些再生资源处理企业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已经分类和清洁的原料，也就产生了“洋垃圾”进口的怪现象。

恰因此，各大型城市期待通过试点活动的提振，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正所谓万事开头难，虽然公众对于“谁污染、谁付费”的垃圾分类理念颇为赞同，但真正能得以实践者寥寥。这不仅是因为百姓生活习惯的改变并非易事，而且垃圾分类的实施环境也不容乐观。许多人在投掷垃圾时或许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每天面对笼统写着“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字样的垃圾桶往往会无所适从，不知道那些菜渣烂叶到底该算到哪一类。在许多城市街头，垃圾箱都美观地配有一个高耸的盖子，这却增加了路人对垃圾的投放难度。而一些国家的路边垃圾箱不但容量大，而且多是无盖镂空的，适合匆匆路过之人随手投递，且具备了渗水功能。

可见，垃圾投放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推进需要从细微处着手。从外部经验看，日本对垃圾分类的执行堪为典例，而台湾地区近年来“垃圾不落地”改革也颇具成效。总结而言，政策执行细致入微、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环保利益人人共享等是有效推行垃圾分类的必然之举。

日本的垃圾分类工作堪为细致入微，连一个矿泉水瓶都分为瓶盖、瓶身和瓶身上的塑料贴纸三部分分别投放。日本各个地方政府都对垃圾做了细化分类，最大分类有可燃物、不可燃物、资源类、粗大垃圾，在日本横滨市，垃圾类别由原来的五类更细分为十类，并给每个市民发了长达27页的手册，其条款有518项之多。而在台北市，甚至将食物残余垃圾也分为“养猪厨余”和“堆肥厨余”两类。可见，政府部门事无巨细的指导可以大大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让“零垃圾”目标的实现成为了可能。

当然，让居民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非一日之功。新政执行的初期，奖惩分明十分重要。台北市规定，如果不使用专用垃圾袋，清洁队可以拒收，偷扔垃圾者将面临重罚，而举报者则可以得到重奖。为了在坊间形成良好的环保氛围，一些行政官员每天在收垃圾时都拿着分类好的垃圾从自家公寓跑到回收点，和普通民众一起“扔垃圾”，这甚至成了台北市的一道风景。而在日本，儿童从小就从家长和学校那里受到正确处理垃圾的教育。如果不按规定扔垃圾，就可能受到政府人员的说服和周围舆论的压力。此外，日本对生产厂商也提出了“延伸责任”，例如要求商品一出厂就要在包装盒上注明其属于哪类垃圾，牛奶盒上甚至还有这样的提示：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

垃圾分类的执行，让日本与台湾地区民众共同得享优质环境的福利。诸如，台北市为回馈市民对环保所做的贡献，在原来的垃圾掩埋场位置兴建起温泉游泳池，并以沼气发电提供民众使用，让民众切实感受到了垃圾变废为宝的收益。

反观中国大陆，城市垃圾处理量即将饱和的现状呼唤垃圾分类尽早得到普及。其间每位公民、每家厂商，乃至政府部门都有义务贡献出自己的应尽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