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传言，这次食盐抢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浙江商人制造恐慌、哄抬价格。倘若如此，这次抢购风波背后，不仅是人们对危机的恐慌，更与经济利益有关。资本制造出疯狂抢购的虚热假象，而资本人士在追逐财富个人化的同时，把获利风险所需的恐慌成本，转嫁到人数庞大的平民头上。

一般说来，集体恐慌症的结局往往有三种：要么谣言被戳穿后变成笑柄；要么关于谣言的情绪成长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随时爆发；要么坐实谣言，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或政策。从嬉笑声中我们看到，此次谣言传播，不会如当年对乙肝的以讹传讹一般，最后人为制造诸多不公平的政策措施。但我们又不得不悲哀地联想到，“抢盐风波”触发的群体情绪依然是前年河南“杞人忧钴”与今年江苏“响水大逃亡”之后的间歇性爆发。

万幸的是，这次风波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迅捷高效的政府与一群勇于担当的科学精英。尽管这次政府部门表现优秀，其在这类事件中的总体表现则又堪忧。这是因为，突发事件来临时，政府部门往往能正面回应危机，但其又并未真正渗透进日常社会组织管理的机制中，难以引领风险社会里公民的价值观，难以让居民用平和淡定的理性心态面对任何突发危机。在风险社会里，权力部门和专业知识人士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应跳出传统的“危机—回应”模式，主动参与到公共事件中，并且从独立的机构运作方式转为机制性常态。（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