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大概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稔熟，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当年改革开放刚刚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有不少现在大学里的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过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的被当作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现在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的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很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所，这几年这批人回国求职了。

现在海归这个词就让我想起巴西龟，记得我小时候，巴西龟刚被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跟一只画眉鸟相当，10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

所以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让其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