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即要。而这个要重估要取舍又分两种情形：对于学者和研究者来说，研究就是重新认识、重新阐释即重估和取舍的过程，什么原典都可以是研究对象；对于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之中，学习科目也比私塾时代多了自然科学、外语、体音美等的学生来说，教材就先要经过取舍。王晓渔先生最近撰文表示，将传授敌国间行“诡道”的《孙子兵法》和诈术的《三十六计》列入“儿童经典诵读丛书”、“中华传统蒙学精华”、“小学生国学读本”等传统文化学习教材，“更像恐怖主义培训教材”，而对沿袭战国以来敌我思维当道致令春秋时期更接近今日普世价值的《司马法》湮没无闻的做法，深感遗憾。他的说法也许情绪化一些，但不无道理。接下来，即便是《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可以入选的蒙学经典，也有一个“取”和“去”的问题，因为毕竟时移世易，当代人的价值观要更新，这些经典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比如说对家长虐待儿童，不可能再要求做子女的“号泣随，挞无怨”吧？

由谁来重估和取舍呢？秋风兄对此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我同意他的意见，这个取舍权不能交给官员。不论是教育官员还是文化出版官员，谁也没有资格来决定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要谨防“取”、“去”背后“权力的致命自负”。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上世纪50年代，掌权者提出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似乎对传统是“一分为二”的；可是，到了60年代“文革”中，口号就变成了“破四旧”和“(与传统观念实行)决裂”。“权力的自负”是没有定准和边界的，一切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判断和政治需要，不可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