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后的一两个小时，我一边看材料，一边抬头看窗外的黑夜，胡思乱想，安静不下来。跑去找保安，请他把办公室的窗户都打开，我觉得，空气太闷了，缺氧，呼吸困难。保安打开了一扇，然后很为难地说，如果都打开，空调的冷气就跑光光了。

我妥协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很神经质。

后来，终于不闹腾了。很安静地写作了，写得很仔细，保证每个事实的细节都有足够的证据。

写着写着，突然要打电话给故事的主角打电话，想核实一些事情。电话无法接通。按照习惯，我编了个短信，希望他开机后回电。编了一半，忽然醒悟，他是双目失明。然后，骂了自己一句，“真笨！”

到了凌晨两点，稿件差不多好了，想回家。可是，办公室又剩我一个人了。楼下马路上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和口哨。我犹豫了。

我神经质地想，以后，会不会有人在夜里埋伏我，打我一顿，或者，搞个“莫须有”的罪名，通缉我，再把我扔进监狱里？监狱里面有很多武功高强的狱警，拿着镐把和鞭子监视我劳改。最后，就算我保着了小命，也会像稿件的主人公一样睁着眼睛进去，瞎了眼睛出来。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更惨的是，在进入监狱之前，在侦查期间，就有可能在看守所被“喝水死”或者“躲猫猫死”。

我这个人胆小，害怕极了。于是，我决定，这是最后一次在办公室写稿，我要说到做到。

后来，我不敢回家，留在办公室，一边写，一边核对司法材料，直到落地窗外泛起了晨曦微光。

我写得战战兢兢的，害怕被通缉。当警察沦落到为达官贵人张牙舞爪的时候，无论是谁，在这个社会上都没有安全感。更何况是我，一个卑微得如蚂蚁的小记者。人家一发作，打个噴嗤都能把我震到西伯利亚去。我摔得粉身碎骨，可是最后的死因还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