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人吃狗肉如同吃猪、牛、羊肉一样心安理得，并无道德上的负疚感。造成这种差别，可能有这样一种原因：狗对主人忠诚和对外人凶狠，在以追求个人价值为主的西方观念中受青睐，但在以追求集体价值为主的传统东方观念中不以为然。至于西方人对中国人食用其他野生动物的诟病，则反映了人类追逐美食美味与力求保持生物多样之间的冲突，在反吃珍禽，甚至反虐待动物方面，中西方并无太大不同。

怎么吃、吃哪些动物，反映了人类作为“万物灵长”，投射于动物身上的人道主义的一种追求。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所以孟子对梁惠王以羊代牛“衅钟”的行为积极肯定，并主张“君子远庖厨”；印度早期的小乘佛教允许吃“三净肉”(不是自己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或专为招待自己而宰杀的肉)；当代西方人积极提倡对食用的动物进行“安乐死”。古往今来，人类价值观念里这个东西是没有消失的。

站在人类文化价值观的角度，将食用猫狗入罪不能说完全有错，但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阶段国情来看，这种做法犯了“动物福利保护激进主义”的错误。我们更要提防的是这样一种倾向：为急于改变社会中令我们不安和愤慨的一些现象，力图将法律惩罚介入到国民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甚至介入道德层面的评判。

食用猫狗肉不会导致中国社会“人心不古、礼乐崩坏”和对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不食用猫狗肉也不会使中国人道德更加高尚、社会更加和谐。我们可以提倡并鼓励不食用猫狗肉，但无须大张旗鼓地将食用猫狗肉入法，这实在是小题大做，如被实践，会产生很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