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模式也有两个特别的约束条件：一是经济增长对高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二是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如何有效地提升内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次，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产能过剩的压力不断加大。另外，重化工产能的过度扩张对资源的需求、对环境的压力带来的矛盾也在增加。同时，由于资源和要素供需条件的变化，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在继续上升。因此我们也必须改变经济增长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依赖，提升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问题都需要经济转型来解决。

我们可以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自身条件的变化来看经济转型和调整的必要性。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可能会经历深度的调整。危机以前，我们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资源和市场整合带来的分工深化，带来了规模效应的扩大。这种增长，在过去几年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红利。危机以后，保护主义的抬头、金融全球化脚步的放慢，全球化可能会从危机前一个最高潮的时期进入到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危机之后，增长的恢复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包括金融机构大量的不良资产和有毒资产的处置，资产平衡表要重新实现平衡，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未来全球的增长速度可能不会达到危机前接近5%这么高的速度。同时，这次危机势必进一步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再平衡过程，发达国家也在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这对我们也形成一个倒逼压力，逼着我们改变过高的投资率，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的病根子要从体制上找。未来中国经济，至少三到五年都可能是一个调整期，那么，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还能否延续？我认为可以继续走下去，但是增长空间会越来越小。同时，在金融危机后还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都要进行一轮战略性的调整。保障这两个调整到位最重要的手段，是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过去我们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模式，现在剩下的一些领域可能都需要一些战略性改革攻坚来解决，包括要架构一个新的产权制度，像土地和环境的产权制度。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的要素高投入就不能很好地解决。如果经济调整和转型能够成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就能够大大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