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的李世明当然不知道，正是自己平日里所作所为造就的名声，成为签名联保案犯的人心动力。可以说，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实力，张家都堪称资源匮乏，远不足以支配两万多人的签名之举。可是，当一种社会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一点火星也能引起爆发，而这样的社会情绪，早已超出个人恩怨的范畴。

发人深省的是，这样一个村支书竟是某些人眼中的鲜花香馍，受到有关方面的极力推崇。1995-2001年，李世明连续6年被评为“红旗”村干部；2001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模范个人”称号；2008年，被离石区委授予“五一劳动模范”称号，并是离石区第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李世明治下的下水西村，1999年和2001年分别获得“省级文明村”和省一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08年获区委授予的“四星级党支部”称号。民怨沸腾看不见，千夫所指无人识。是其骗术高明，还是有人失察失职、法治失范失威、文明价值颠覆，让李世明如此权倾一方，不可一世？

这个事件的背后，我更看到事发地社会生态的变质失衡。社会公理不敌流氓行径，文明法治屈于权力嚣张。这样的社会生态，民不聊生，必然积累破坏性力量；这样的社会生态中，张旭平是受害者，一般民众是受害者，被以极端方式反抗而殒命的李世明，其实也是受害者。他以蔑视法律、践踏公理的方式破坏了社会生态；被破坏的社会生态，就以一种非理性的手段，将其送上了不归路。

这不是一个恶有恶报的故事。法院判决能否在乎两万人签名的民意分量，似也无关紧要。但对执政者而言，它应有深刻的镜鉴价值。一旦因为权力滥用而导致社会生态变质失衡，执政基础就有可能坍塌倾覆；而恶化的社会生态，势必滋生随时暴发个人悲剧、社会悲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