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导师很快寄来了第二稿，并要求我与他共同完成这篇文章。在这一稿中，他作了很多的修改，尤其是修改了“政治资本主义”这个命题。政治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在东欧一度十分具有影响力的命题，认为东欧剧变之后，那些党政高官趁机聚敛财富，成为了这些国家的新兴的大资产阶级。不过这个命题在匈牙利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因为这个国家里最富有的人，绝大部分来自原国企的厂长经理们。尽管富商们也要和政客们处好关系，但更多的时候，是政客们有求于富商，尤其是拉竞选赞助的时候。可以说，匈牙利的政商关系已经和大多数所谓民主国家没什么区别，资本家才是真正的幕后老大。甚至在有的国家，比如泰国，“首富”通过选举成为总理，也不是没有的。

进一步地挖掘更发现，即便在被认为最腐败的俄罗斯，“政治资本主义命题”好像也不太准确。“寡头”们出奇的年轻，2008《福布斯富豪榜》前10名里竟然有7个人不到50岁(另外两个一个53岁，一个58岁)。也就是说，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这些人只是在33岁左右，暴富的时候也就是30至40岁，在一个论资排辈的国家里，这些人显然还不足以占据什么政治上的高位，因此也不可能把政治权力“直接地”转化成私人财富。当然，俄罗斯富豪的真实情况也许要比这个复杂，也许很多官员在任的时候就积累并藏匿了巨额的财富，比方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早在1996年时就估计俄罗斯时任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的财富达到了50亿美元，但这种估计从未被证实过。不过既然我们只是在而且只能看看那些“被认为是最富有的人”是如何积累财富的，所以像切尔诺梅尔金或者叶利钦家族这样的案例，可以暂不考虑。并且至少，那些公开的最富有的俄罗斯人里，很少有前苏联时期的高官。此外，俄罗斯实行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中也没有发现哪个现任官员可以跻身最最顶级富豪的行列(虽然他们大多数也都是富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富豪们靠的都是自己的本事。相反，几乎每一个寡头，都与最高层的官员有着公开的庇护关系。在叶利钦时代，与叶利钦家族攀上关系是最重要的。而普京当上总统后，那些能证明自己对普京忠心的寡头就能保住财富，对抗的则会穿上小鞋甚至被捕，他们的财富又会被重新分配给对普京集团忠心的人。在2008年俄罗斯最富有的十大富豪中，没有一个人是从创立中小企业起家的，也没有一个人没有和高层建立公开的亲密关系。大体上可以说，俄罗斯最顶级的富豪，需要首先建立联邦政府层级的政治庇护关系，然后再利用这种关系，向地方层级渗透和扩大他们的影响和财富。

至于中国，虽然谁都知道靠人脉关系是条捷径，但不是随便什么靠中小企业起家的私营企业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哪怕对那些“富豪榜”上耀眼的明星来说也是这样。更现实的版本是:先认识地方上的干部，再通过这些渠道，建立更高层次的“人脉”，尤其是，如果早年结交的地方干部能够不断地“更上层楼”，同时自己也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头衔，那么，全国性的影响也就慢慢地建立起来。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结交地方干部并不一定就是腐败，而可能只是一种“地方增长联盟”:企业家结交官员以获得相应的资质或资金，地方官员为了当地的GDP增长给相中的民营企业家以扶持。这在房地产领域尤其明显。房地产商在顶级富豪中的比例，同等级经济体中，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中国。2008胡润“百富榜”名列前10名的11个人中(有两人并列第十)，有6个人在房地产业有着庞大的投资，甚至房地产就是其惟一财富来源。从2004年到2008年，房地产商在“百富榜”中的比例，也是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分别达到了23.40%、24%、25.5%、28%和45%。无须过多的解释，明眼人都知道地方政治在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性。可以说，中国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关系(不管这种关系对经济和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是建立在“地方增长联盟”基础上，“自下而上”地搭建和巩固的，与俄罗斯“自上而下”地渗透和夺取正好顺序相反。

再一次的，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经商的人和从政的人交朋友，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也不都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在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惠，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稳定的商业环境的基础。区别只是在于互惠的方式，尤其是谁更占据主导地位，谁更有求于谁。匈牙利等中欧国家的“富豪榜”的稳定性是非常显著的，好几年来，排在前10名的人几乎都没什么变动。在经济力量需要政治力量庇护才能得到保障的地方，经济上层阶级的稳定性就会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