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于是想沿着宗教的路径开拓儒家的新空间，他们显然受到了欧洲近现代基督教的演化历史的启发。但是，从一个世纪前康有为、谭嗣同倡议的“孔教会”，到今人蒋庆等鼓吹和发起的所谓“读经运动”和“中国儒教协会”，这些尝试和努力不是全盘失败，就是沦为笑谈，终难有所成。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儒学不同于基督教，它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组织化的教会。虽然欧洲现代化进程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宗教危机，尼采甚至签署了震撼人心的“上帝死亡”鉴定书，但基督教从政治中退却以后，仍有教会体系作为其托身之所，神甫牧师、信众和神学家的布道、研究和阐释并未因为政教分离而中断，且延续至今，并反过来成为一种制约政治和社会的重要规范性精神力量。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在其传世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多次指出，宗教只有与政治分离，才能更好地实现其本来应当肩负的道德教化价值。但儒学在古代中国的传播中心并不是教会，而是国家控制和引导的教育系统，而后者又通过各种渠道——其中最有力的就是科举制度——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当儒学被迫从各层次的建制退却以后，立刻陷入无家可归的窘境。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祛魅的理性化时代，要想按照“西式”基督教或“中式”佛教的模式重建一个“儒教”，是一项多么无望的使命！何况儒学的理性化思想本身就与这类现存宗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紧张。

　　如此看来，未来的儒家只剩下退入象牙塔，以学术面孔示人这条阳春白雪的小径了。但这就又回到了我们文章开头就揭示的悖论：如同社会政治一样，现代中国的学术在形式上也是以西方模式组织起来的。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符合学术的规范。儒学的生命恰恰从来就不在抽象理论思辨，而在于丰沛的人生实践。因此，如果我们把现在学院中奉行的学术规范强行套在儒学身上，那无异于把它制作成木乃伊。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严肃的大学校长会告诉我们，大学里既无必要，也难以容纳下一个“儒学”专业，因为它的学术内容已经被吸收整合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乃至文学等许多专业学科，而它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内容又不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承担的任务。

　　这就是儒学或国学在现代中国面临的根本性困境。不管多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纯正的儒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

　　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并且至今仍在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隐秘而曲折地发挥着功能——有时甚至是支配性功能——的伟大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就此走向消亡。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说，儒家思想文化都是一件无价瑰宝，我们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尤其需要它提供的解毒剂。因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使命，那就是：如何为处于“游魂”状态的儒学重新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现实家园。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既没有可能把孔夫子的牌位请进人民大会堂，又无法将它供奉在教堂或寺庙的大殿里，似乎也很难使它转换成大学、研究所里的教科书和研究课题。看来，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和生活方式的儒学在未来的可能出路也许只有到民间社会中去开创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文怀沙事件”在社会上能够引起这样的震动，本身应当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它至少说明一点：儒家千百年来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规范在民间仍然顽强地活着。

　　今天真正有志于推动儒学复兴的人士应当重新实践2500年前孔子曾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礼失求诸野”，而不是忙于去成立什么闹哄哄的“儒教协会”或穿梭周旋于一个个“儒学复兴规划”之间。除了挖掘和整理在百年社会变迁中几近湮灭的儒家精神因子外，当代儒者更艰巨的任务是创造性地为儒学重新争得一片能够与现代政治秩序接榫并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传承乃至发展更生的崭新洞天。至于社会上喧嚣一时的“国学热”和泡沫化的“新儒学”之类，就权当它们是未来真正有意义的儒学复兴的廉价广告——江湖术士的假冒伪劣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损于真名牌的声誉，反而还可能对消费者进行一次有效的品牌教育。毕竟，如果把儒学的前途寄托于民间，那么首先需要让四书五经“不传久矣”的社会民众经历一个消除隔膜的再亲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