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中，尚有专为早期教育成功者设置的童子科。这是汉魏时期就有的传统，就是12岁以下、至少能背诵一部儒家经典的早慧儿童，可由郡国向中央荐举，经面试合格，授童子郎，就是“少儿后备干部”。前文说到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倡议将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确定为40以上，其实左雄也赞成梯队式的干部培养办法，当时有“汝南谢康、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就是经他本人奏拜为童子郎的。还有，《三国志》卷十五记：司马朗12岁试童子郎，监试官见他“身体壮大”，怀疑他实际年龄早已超标，于是严加盘问。司马朗气愤地说：“我这么大块头是天生的，我虽然稚弱，却没有羡慕高官的风气，折损自己的年龄以求早成，这不是我的志向！”儿童背诵一部儒家经典，并非特别难的事，可是因为一旦通过，就是入仕捷径，因此考场上以大小伙子冒充童子军的，大有人在，即司马朗所讲的“损年以求早成”。何况那时还没有骨龄检测这种技术手段，监试官什么的则完全可以收买。

唐朝举童子的条件比前代更严，年龄多限制在10岁以下，而且必须由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推荐。武则天时，裴耀卿8岁，试《毛诗》、《尚书》、《论语》及第。还有一个王丘，11岁通过童子举及第，别人诵经，惟独他自己要求作文，于是声名大扬。童子获得做官资格后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授官呢，我们仍以裴耀卿、王丘为例：裴耀卿8岁及第，“弱冠拜秘书正字”，就是20多岁才授职。王丘则是“弱冠，又应制举”后，才授职奉礼郎的。但相比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的平均水平，举童子的上岗时间应该说大为提前了，于是“望子成官”的家长都想钻营这条捷径，猫腻在所难免。所以到唐德宗时，礼部侍郎杨绾上奏请求废除这一“侥幸之路”。往后停复无定，可见其争议之多，大概和今天的“奥数”是否应该举办不相上下。

再好的制度都比不上一个好爸爸

所谓荫叙，就是特许皇亲、勋贵和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凭门第血统获得出身。但是从办理荫叙手续到正式得到任官资格，都要经过规定途径和时间的历练。不过拿科举与荫叙作比较，虽然都是“三十始可出身”，但荫叙是有“爸爸加制度”作保障的，科举却是千军万马一条道的博杀。以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为例，举有道科及第，50岁才当上了副县级的县尉。还有《秦妇吟》的作者韦庄，直到59岁才进士及第，官拜校书郎。孙国栋先生曾依据大量文献资料作综合研究，发现一个唐代官员从入仕到升为从五品郎中，跻身高官行列，平均历时约15年左右。倘若有幸生在一个六品之家，哪怕是20岁补斋郎，30岁得出身，40岁授官职，官场上厮混“得法”，混到59岁，说不准也混到一个从五品高干了。对比韦庄59岁刚站在起跑线上，真让人羡慕通五经不如有个好父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