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新政协向全国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图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幅国旗图案，加起来有2992幅。这些图案中，有的是在车间的工具箱上描绘的，有的是在前方的战壕里绘制的，也有从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华人那里寄来的，其中从美洲寄来的就有23张图稿。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提供了一份图稿。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看中一张在红旗中间有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这年春天赴北平同中共谈判未果留下来的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中间表示黄河的那条杠把红旗劈成了两半，好像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几经选择，多数人看中了一张由上海一位叫曾联松的青年人设计的带有五星的图案。

新政协筹备会负责评选新中国国歌的小组一直没有征集到理想的方案。他们本打算放到以后再说，但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没有国歌怎么能行呢？画家徐悲鸿由此建议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并认为这首歌曲对中国的意义就像《马赛曲》之于法兰西。但有人认为敌人的炮火已经没有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合适，希望重新填词。徐悲鸿坚决不同意，教育家马叙伦也表示支持徐悲鸿。最后，周恩来解释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就是鼓舞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许德珩教授。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都要在这部事实上的开国宪法里确定下来。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此前已经反复考虑过。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到：我们将来建立的政权，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这是死搬苏联的名词，议会制袁世凯和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合适的，我们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词。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那可真叫字斟句酌。关于新中国的性质，开始有人提议直接提社会主义，多数人还是觉得提新民主主义的好，因为前途虽然已经肯定了，但还要让实践来证明，让全国人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更加郑重地对待社会主义。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于是《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新中国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基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和政府人员的安排。新政协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为副主席，副主席中三位共产党人，三位民主人士。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后，他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阁”。为此，他两次登门拜访黄炎培，动员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两次拒绝担任教育总长，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也拒绝了高官厚禄。筹备新政协时，他开始还是抱定初衷，不出来做官。周恩来对他说：现在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做官就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黄炎培反复考虑，终于答应。孩子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到了70岁还要出来做官，他说：过去不愿做官是不愿意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经过周密安排，四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21位政务委员中有9位是民主人士，105个部长和副部长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

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国歌和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诞生，政府领导成员的选举和安排，体现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和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场别开生面而又意义深远的民主演示。它告诉人们，什么是人民民主，什么是人民共和。其精髓所在，就是今天的中国还在实行的协商民主和票决民主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