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陈云来到了上海，指挥新中国开国过程中经济战线上的第一场战役。在他的谋划下，大量的粮食悄悄地从东北等地运往上海，棉纱和煤的储备也在进行之中。当物价疯长到了市民难以忍受的顶点时，市场上忽然奇迹般地蹦出了人们期望已久的平价的“两白一黑”。此前囤积居奇并以为稳操胜券的投机商们再也吞不下了，一些投机商被迫倒闭。后来，毛泽东说，这场经济战役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在人们眼里，缺乏城市经济管理经验的共产党人初战告捷，对未来执政全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

观望的民众充满期待地稳定了下来。事实上，这种期待在5月27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就已出现。那天，一位年轻人打开自家大门，看到进城的人民解放军不扰百姓，睡在马路上面，不禁感叹道：“看来，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年轻人就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标志性人物荣毅仁。40多年后，他成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人心挪移

对蒋介石来说，“再也回不来”的感觉，早在1949年1月21日就出现了。那天，他在南京宣告“引退”，理由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把总统权力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代理。离开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时，蒋介石特意让飞行员绕着南京古城飞了一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里非常清楚，政权的更迭即将发生。

其实，不光是蒋介石心里清楚，他身边的不少人也失去了信心。就在蒋介石“引退”20天后，他的结拜兄弟、当了20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在广州吞食大量的安眠药告别了“党国”。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幕僚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即已先行一步。陈布雷和戴季陶，一个被称为“领袖文胆”和“国民党的第一枝笔”，一个被称为蒋介石的“第一谋士”和国民党内的大理论家。陈布雷自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戴季陶得知陈自杀后曾痛哭道：“我的心已死了”。文人自有文人的毛病，但他们大多把“道”看得很重。陈、戴的自我弃世，多少也是自绝于他们追随多年的“道”。国民党的治国之“道”似乎不再能唤起他们的希望和信心。

蒋介石开始安排后路了。半个世纪后，台湾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一同走过从前》里是这样说的：“（民国）三十八年一月，蒋中正总统引退，他在引退前，急电派令陈诚将军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省党部主任委员，开始把台湾建设为复兴基地的准备工作。陈诚跟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联络好，趁黑夜，把120万两黄金运来台北，再加上蒋经国、徐伯元，也抢运了部分黄金来台。”国民党抢运黄金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确切的数字究竟有多少呢？仅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局1949年的一份机密卷宗里就记载：“此项移运之船只，……先将库存内之黄金200万两，妥为装箱，备运台北”。据统计，国民党先后从大陆运走了110吨黄金以及价值14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白银。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