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美国汲取独往独来即“单边主义”或者仅仅依靠“意愿者和能力者联盟”的教训，仍然需要“多边主义”或者“伙伴关系”。如果经常与这类主张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美国人打交道，人们可能会以为美国外交政策正在“回到正确的方向”上。确实，主张通过全球和区域的“伙伴关系”，对付“共同挑战”，听起来不错，做起来也可以。

但是问题在于，对待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美国的长期立场众所周知，它们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借助安理会来合理化和合法化美国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及通过二十国集团或者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机制等整合对付美国面对的全球挑战而迫切需要的全球资源。所以，“多边主义”和“伙伴关系”之下的美国，对于中国等来说，恰恰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而并非等同于中美合作的机会。

如果中国等国家在联合国不支持美国提出的动议，或与其保持默契，美国自然暴跳如雷，而选择“意愿者和能力者联盟”；如果中国不能在号称是“全球治理”的机构或论坛配合美国，美国就会给中国扣上不愿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帽子；更有甚者，美国敌视任何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等。

美国霸权的危机和美国为解决这一危机而采取的战略和政策，都与中国息息相关，是现在更是未来影响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的无法回避的头号国际因素。中国未来的任何外交政策成败在于如何认识和对付美国挑战。(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庞中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