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柴魔术师”骆以军

作家骆以军是个胖子、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学系花的丈夫、疯狂的小说写作者。他善于用小说制造梦境，但他自称算个“废柴”

本刊记者/古欣

骆以军很胖，董启章很瘦，很胖的骆以军和很瘦的董启章偏偏看对眼，两位作家合写了一本书，就起名《肥瘦对写》。

起因是台湾《联合报》一个叫“相对论”的专栏，每月找两个不同作家以书信方式对谈。编辑找到骆以军，骆以军又找到董启章。

骆以军与董启章性格不同，写作风格不同，就连年轻时沉迷的作家都不同。骆以军自称“废柴”，却称董启章为隐士。骆以军喜欢摹写微距透视下的戏剧冲突，董启章痴迷建筑全景式的小说空间。一个疯狂置换场景、意象、隐喻，梦里套梦，一个则是工整、清晰、条理分明。两人的差异用董启章自造的术语讲，是梦文体和觉文体差异。

在这肥瘦对比所隐喻的差异对写中，书信变得意外好看起来。两人轮流出话题，不拘文学或生活，天马行空地从女神聊到人渣，从梦境聊到星座，从人生的第一本书聊到人生最后一本书，或回忆，或反思，或展开种种设想，集结成书。

9月份，骆以军为了“打书”——他移用台湾话“打歌”的自造词，意思是为书做宣传——来了北京一趟，只匆匆待了一天就走。编辑很贴心地为他将各种活动集中安排到中午十二点之后。从前他战斗力强，常常北京、上海、南京连轴赶场，去年生病后，他觉得不能再在人生道上开快车了。他要刹车。

病

20年来，骆以军生过大大小小的病，哪里着火往哪扑，但他始终有一个原则，尽量避免去医院。他怕医院，也没时间。感冒了就去药房抓个药。肩膀痛，去诊所踩个背。

这一次不行了，骆以军发现引擎爆了，整个系统瘫痪。从去年年初到年尾，他被“扣留”在医院足足一年，前所未有。

毫无征兆地，他在马路边晕倒，被紧急送进医院。那时，骆以军手头一本小说《匡超人》正进行到尾声，有一章专门讲各种生怪病的超人，强直性脊柱炎超人、重症肌无力超人、“破鸡鸡超人”，这些病超人躲在咖啡馆，紧张严肃地谋划挽救人类文明的大计。“其实是一堆破烂啦。”骆以军说着“台普”，乐呵呵地对《中国新闻周刊》描绘。

这些废柴文青是骆以军对同期台、港、大马文学同行的漫画式摹写。他们胸怀大志，但却因经年的文字生涯，患上奇奇怪怪的各种病症。马来西亚的黄锦树免疫系统出了毛病；香港的董启章，小说写到末尾发了恐慌症，结不了尾。就像职业运动员常受各种病痛、后遗症困扰，职业作家也有自己的职业病。

疾病与文学之间仿佛存在神秘的缠绕关系，文学辉煌史的反面是疾病的阴影史，从来不缺乏被疾病困扰的作家，癫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肺结核缠身的鲁迅，发疯的伍尔芙……在《肥瘦对写》中，骆以军和董启章就病与写作的主题，兴致勃勃地对谈了两次。时代变了，兰波式、波特莱尔式的穷愁潦困的作家，在现代社会景观中逐渐销声匿迹，职业作家过上某种体制化的文学生活。尽管“饥饿艺术家”的形象远去，疾病与生计依然是隐悬在作家头顶上的两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影响作家的写作状态。

为了生计，骆以军的身影曾经穿梭于台南台北各个市镇的小书店，做完一场演讲，黄昏时从书店走出来，领很少一笔钱。纯文学在台湾是项穷事业，身边的小说家朋友，打定主意走这条路后，大多主动自绝于普通人生活。不结婚、不生子，为的是能长期高度专注地投入状态。有作家曾打比方，写诗像恋爱，写小说却像生孩子。这绝不仅仅是精神的游戏，还要求肉体忠实的劳作。日复一日地在案头伏身，从身体中掏出精力、思绪、情感、想象，凝结成珠胎，这和老蚌怀珠、坐胎十月又有何区别呢？有了这心神骨血凝结出的孩子，谁还有精力再生孩子、顾孩子呢？

骆以军笑说自己傻，不懂行规。年纪轻轻时就娶了初恋，从校队篮球手中夺过来中文系的系花，又跌跌撞撞生了两个孩子。妻儿和小说，像骆以军身体里长出来的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宇宙，都要他耗尽全力照顾，同辈都觉得他是力大无穷的人，像希腊神话里的赫拉克勒斯，但耗下来的结果就是身体坏毁。

也曾内心惨然。病痛最严重时他暗想：“不会就这样挂掉了吧。” 卡夫卡、卡佛、波拉尼奥都是五十岁挂掉的，但他们都交出了那样的作品，他骆以军又交出了什么？

但转念一想，四十到五十这段黄金生涯，好像也没有浪费。自己最重要、倾注最多心力的三部长篇小说《西夏旅馆》 《女儿》《匡超人》都是这个时期，拼命以对拼出来的。《西夏旅馆》的47万字，骆以军一个字一个字地在A4纸上手写出来，稿纸垒起来厚厚一垛，摊开来能铺满两个篮球场。骆以军用捞鱼来比方那段状态最好的日子：每天渔网里灵光蹦跳，网网打上来都是黄金、彩虹鱼。《西夏旅馆》写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写《女儿》时， 十发十中变成了十发三中。而到写《匡超人》，他已要边写作，边抵抗身体上不断涌现的各种毛病。

今年7月，骆以军凭《匡超人》刚刚拿到台湾联合报大奖，但他内心有遗憾。这本书是他在病中借东墙补西墙，凑出时间写了三年，因为去年一场大病，不得不提前收尾。有时候他会想，一本《红楼梦》曹雪芹写了整整十年，自己还是太急了一些。又或许，作家心里最期许的永远是那未完成的下一部。

诗人杨泽救了骆以军，他带骆以军去看老家河南的老中医，身怀少林寺流出来的一门功夫，叫踩桥。“师父练了二十多年的腿功，踩得我很痛，把我救回来。” 经过一年休养，如今骆以军已好转不少，去年掉的二十公斤的肉，又陆续纷纷回到他身上。但骆以军觉得，病后的自己，同之前相比，能量只剩下三分之一，怎样写得更持久，是他如今考虑的新问题。

魔术时光

骆以军总做着同一个噩梦。教室里的所有人都变成昆虫，摇着触须，沙沙沙答题，而他一题都看不懂。全部的能量集中于“我要作弊”的意念，初中老师立于桌前，一副“我知道你要作弊”的样子，就等他蝉翼展翅，螳螂扑击。骆以军称那个蒙昧的，心智未开的少年为“爬虫类的自己”。

那时的他是普普通通的废柴少年，面目模糊，湮没于一大堆废柴少年之中。他坐教室最后一排，上课发呆，逢到考试就设法作弊蒙混过关。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终日混迹在街面上的台球店、录像厅、电动游戏室。即使跟哥们打群架，也是当门神的角色。

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一股痴癖，为了做成事的见墙拆墙、见山拆山的执拗劲儿。一旦迷上什么，就会不管不顾地疯狂练习。高中时他迷上篮球，为了锻炼弹跳能力，他一阶一阶从一楼蛙跳到顶楼。楼里开始谣传有鬼，因为每到晚上，便有不明的啪嗒啪嗒的声音从楼梯间传来。

高三复读那一年，他在百货公司三楼的文具部偶遇了张爱玲的《半生缘》和余光中翻译的《梵高传》(台译《梵谷传》)，一读之下，当即入迷。那天和后来几天他没有去上课，站在书店里读完这两本书。等他从书本抬起头时再看营业员，恍惚觉得好远，新的光线照亮他的世界。他决定要写小说。

他在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读书时，租了间小屋一人独居，从头补小说史这门课。那时候台湾戒严刚刚结束，国外的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和大陆的鲁迅、沈从文一起涌入。文学青年的嘴边，隔断时间就横空出世一个新名字。他去重庆南路书店街，好似追星一般，一套一套地买入当下最新出版的文学经典。

依然沿袭高中练篮球的方法，从最基础的弹跳、步伐练起。翻开那些现代主义小说，完全看不懂怎么办？他想出一个办法，抄。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整本整本地抄。抄书就是看书的过程，手是他的第三只眼。年轻的他文学胃口强健，并不分喜恶，只将那些文学巨著当作营养照单全收，整只大象剥皮般一口吃掉。

那时他足不出户，也不太去上课，把自己关在铁皮屋里看书。屋后院有个篮球架，看得累了，他就跑到篮筐底下，一遍一遍地跳着去摸篮筐。这样拙稚而基础的抄书练习，他坚持了二十年。成名后，他仍然是文学殿堂里恭虔的学徒，打开一本心爱的书，抄上一段，顿感心满意足，比自己写小说还爽。

如今骆以军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生吞活剥地看书，而是如看NBA录像一般，反复回看一个画面，细细侦查、揣摩，从他崇拜的伟大选手身上学习最细腻的动作。对职业作家而言，抄书另一个好处，如同武道家开练之前的热身运动。他写《西夏旅馆》时，开笔前定先抄一段，筋拉开了，啪一下狂飙起来，每天写个两三千字不是问题。

他也不像有些同辈作家那样，坐在那里有时不知道该写什么。长期抄写使手变成直接联动大脑的器官，形成身体记忆。他为台湾、香港各个报纸杂志写专栏文章养家， 每天去咖啡馆，坐着，笔拿出来，抽抽烟，约略想一下，就噼里啪啦地开写。

阅读是年轻的骆以军观看和理解世界的复眼，他回忆起80年代台湾刚解严的时候，读这些很晦涩的小说，或是存在主义的书，或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当时有点像在一个深黑的地底挖矿，你不知道手中这本书会带你到哪个矿穴。这里挖一点，那里挖一点，直到某一天这些矿洞串通在一起，才发现地底已经像乳酪般，密密麻麻乱挖了很多。

年轻时他读张爱玲，曾发出感叹，“原来女人是这样。” 及至读了《红楼梦》又感慨，“张爱玲太小了，红楼梦太巨大了！原来三四百年前曹雪芹他们就把人类心灵的地宫挖得这么复杂，眼花缭乱。”或许包罗复杂性正是骆以军孜孜以求的目标。

四十岁后他读《2666》受到极大震撼，这本波拉尼奥的遗世之作，骆以军几乎翻烂。他的《女儿》的写法和《2666》有异曲同工之处。大型故事被彻底敲碎，放入一格格蜂巢般的故事单元里，主宰性叙事退隐，让位于含纳一切可能的“分子故事”，成为故事的无穷级数，游者任意进入，打开每一格间，就看见宇宙万象的全景。

这般娴熟地操弄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现代后现代叙事技法，骆以军的作家朋友不禁怀疑他那些废柴轶事是否是自谦搞笑。张悦然就曾“拷问”他，“骆以军，你真的是学渣吗？高中成绩单拿出来看看！” 然而细究《女儿》背后的情感催动力可以发现，眼前这手法绚烂的魔术师，分明由当年那个有着少女崇拜情节，爱在课堂上幻想长大后要冲入妓院，把所有“可怜的妓女”解救出来的高中废柴少年长成。

“住馆作家”

曾经的高中废柴，白羊座热血青年，如今成为拥有两个身高超过自己的儿子，特别容易感动的中年大叔。

骆以军特别爱哭。来大陆打书，无意间看到87版电视剧《红楼梦》，他哭得一塌糊涂，迷上陈晓旭，后来发现人家已经不在了，“变人鬼恋”，哭得更厉害了。看到邓紫棋和华晨宇在歌唱节目上对飙高音，他也感动得不行，对着电脑狂流眼泪。

不仅爱哭，笑点也低。这两年他迷网综，每天晚上趴在YouTube看各种节目。因为生病后特别迷寿山石，各种鉴宝节目都看了个遍，成了马未都主持的《观复嘟嘟》的忠实粉丝。他还喜欢看各种逗乐的脱口秀，“很爱看《金星秀》，觉得她特聪明。” 也看陈丹青主讲的《局部》、梁文道主持的《一千零一夜》，甚至早些年的《百家讲坛》都被他从时空次元壁深处挖出来。

有阵子他迷上了《东北一家人》，大半夜躲在书房看，儿子起夜上厕所听到他在书房狂笑，心说又在看什么垃圾节目。“你看吧，晚上都废了，网络中毒。台湾前几名的优秀小说家，已经被洗脑，哈哈哈哈哈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说完又被自己逗笑。

他常常觉得白羊座的自己，跟金牛座的妻子、巨蟹座的大儿子、处女座的小儿子在一起，就好像很暴力、很动物性的尼安德特人，被一群文明柔软的小动物绑起来、驯服住的感觉。“我们四口坐在餐桌前，如果是个漫画，我的身型就变得很小很小，她们三个就围着我一直骂。她们觉得我讲的都是屁话。唉，我讲得确实也很不着北，哈哈。”

这样的人会受到忧郁症的侵袭，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写作的他，唤醒的是另一个自我，月亮星座天蝎深沉阴郁的一面，被他寄放到自己的作品里。那是在写《西夏旅馆》时候，随着写作不断向内开掘，他感觉到某种轰鸣，好像潜水艇要潜到深海，下得越深压力越大，最终玻璃窗承受不住水压爆裂。

和父亲那一辈经历过大的战乱动荡相比，这代人的经历反而是贫瘠的，骆以军从二十岁出头就当作家，也不上班。作为经验匮乏者如何虚构，是他一直探索的命题。

他通过阅读培养自己的情感想象力。年轻时他喜欢极端、暴力、变态的东西：火烧金阁寺；陀思妥耶夫斯基客厅里所有人突然都疯了，很痛苦地伤害对方，讲出更大的秘密；东欧小说家写的死亡百科全书；革命青年用剃刀割断河流里漂浮的少女的脖子……“不是说我是变态伯爵，变态博物馆，而是20世纪小说让你知道这个文明表面上是理性秩序的系统，街道上所有人都正常行走，其实背后非常暴力，很多残忍不公平的事情。”

从前他在咖啡馆写字，外表躯壳看着很安静，里面的世界却在进行着可怕惨烈的战争。人到中年，他意识到不能像从前这样，仗着青年肉体精力的的饱满，将身体里的疯狂魔性全调动起来，一写就是三五年。他要改车换道，启用一种功率没那么大的写作方式。

他为自己物色了一块写作的新地盘，为了避免因天太热或太冷导致的气喘，他就躲进家附近的一家小旅馆。这个夏天，每天下午一点钟，骆以军背着双肩包，包里装着仇英的画册、纸和笔，准时去旅馆 “上钟”。他在柜台花一千台币开三个小时的钟点房，进房间，点烟，翻翻画册找找感觉，然后开始动笔。打扫阿姨心中狐疑，怎么这个人来来去去，每回走后床单被罩都好好的，纹丝不动。时间长了，收拾房间的纸篓，她知道，原来这人进旅馆专为写字。

到了下午四五点，骆以军退房回家，狗扑上来，孩子老婆在饭桌上交流学校发生的事情，无论这一天写得好坏成败，到家就忘了。骆以军觉得这个及时抽离的状态是对的，家庭是他的隔热带，没有这道防护保险丝容易烧掉，而他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有时他也会回想起在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那些时光，每天拿着画板，坐在河边一棵大松树下写稿，眼前是一大片绿茵空地，金发女孩慢慢地从面前跑过，那是他写《西夏旅馆》的高光时刻。“如果没有生病，经济状况，忧郁症，那时候的状态一直写下来，现在我就是世界顶级小说家，马尔克斯就算在我隔壁，我也写不输他。”如今坐在小旅馆里，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随后又补充，“当然是玩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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